诚信外交
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惟目下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53)
他在给朋友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人为是。只可力求自强，不
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十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中方同时须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百年近代中国史，丧权辱国之条约莫此为甚。
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是怕，是磨：
世上现有两等人。等人看得洋务极怕，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等人总以洋人为外国，句话都听不得。此两等人皆不知洋务者也。又有两等人。则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要胜过他。味大话，欺哄上司。则洋人来商量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曲直，也不问外国是非，味推三阻四。逼得洋人气，仍然答应，还要自己夸口，说幸尔（而）磨挨，若是快允，还不止此呢！至死不悟，真真无法。(49)
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说：
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
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50)
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对外谈判中，应该像君子样，首重信义。能答应，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手段，让人看不起。
曾国藩为什
会这样主张呢？因为“羁縻”外交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
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诚信交往思路。
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51)
他在另封信中，又次对这四个字进行解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当常常守此而勿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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