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独翁，翁亦自独也，案以知群者之鲜也。
很明显，这里所指
“小群”，是各种带有强烈私利色彩小团体、小圈子，比如官僚集团（“同官”）、豪右地主，他们是致使“大群”有涣散之象祸首。由于不愿意与彼辈同流合污，所以才毅然划清界限，君子有所不为，而从“小群”角度观之，此举实为“大独”。也正是因为如此，“大独”并非
种哲学意义上抽象探讨，也非对某种“原初状态”假设性描述，而是章太炎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主要矛盾而言。
总之，章太炎之所以强调“大独”，其最终目是重建“大群”，即保卫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中国，让中国老百姓不受欺凌与压迫，都能过上好日子。在这个过程里，主要动力来自他充分继承
中国传统学说中对于治国平天下强烈责任感，于是希望奋然投身于救亡运动当中。这背后伦理准则，与被视为宋代儒学先驱范仲淹所强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颇为致，虽然对于如何实践这伦理准则，随着对时代变局敏锐观察，章太炎已有新思考。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视为章太炎立志投身政治运动份宣言。而终其生，他都未曾背离这初衷。
正是秉持这样立场，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巨大刺激下，章太炎加入旨在宣传变法思想、唤起民众救亡意识上海强学会。也正是在此时，新式大众媒体开始在中国广泛兴起。汪康年、梁启超、严复等人在报刊上发表系列政论，宣扬自己政治主张，借由初步形成出版与发行渠道，通过带有传统色彩士人交游网络，让散居在全国各地读书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某种具有定群体效应政治共识与政治感觉。从今天由上海图书馆整理《汪康年师友书札》可见，汪康年主持创办《时务报》，成为各地士人解中外大势主要渠道，其中刊登事件、撰写时评成为士人圈里重要议论对象。不少外地士人时常写信给汪康年，或是抒发其读后感，或是索购尚未搜罗到某期《时务报》。在时人眼里，《时务报》“风行寰宇，力开风气之先，其为裨益，讵可限量”。该报“崇论闳（宏）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他年四百兆人当共沐盛德，此举诚不朽矣”。吕思勉则回忆：“予之知读报也，自民国纪元前十七年上海之有《时务报》始也。是时海内情势，晦盲否塞，政俗之有待改革日亟，而莫或能为之倡者。《时务报》出，风运甚速，销数至万七千份，此在今日诚不足为异，然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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