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信息含量较低
“函”和“纪要”等。每种公文发文机关、主送机关、紧急程度以及密级，都有严格规定。为
防止信息泛滥，公文发起和报送要遵循严格流程。比如说，《条例》规定，“涉及多个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部门之间未协商
致，不得向下行文”，这也是为减少产生无法落实空头文件。
会议制度也很复杂。什
事项该上什会，召集谁来开会，会议是以讨论为主还是需要做出决定，这些事项在各级z.府中都有相应制度。比如在中央层面，就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全国代表大会等。
因为关键信息可能产生重大实际影响，所以也可能被利益相关方有意扭曲和隐瞒，比如地方GDP数字。z.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务院每年都有GDP增长目标，所以GDP增长率高低也是衡量地方*员政绩重要指标。(25)绝大部分省份公布增长目标都会高于中央，而绝大多数地市增长目标又会高于本省。比如2014年中央提出增长目标是7.5%，但所有省设定目标均高于7.5%，平均值是9.7%。到市级，将近九成市级目标高于本省，平均值上涨到10.6%。(26)这种“层层加码”现象背后，既有上级层层施压和摊派因素，也有下级为争取表现而主动加压因素。但这些目标真能实现？2017—2018年两年，不少省份（如辽宁、内蒙古、天津等）主动给GDP数字“挤水分”，幅度惊人，屡见报端。
因为下级可能扭曲和隐瞒信息，所以上级监督和审计就非常必要，既要巡视督察工作，也要监督审查*员。但监督机制本身也受信息制约。
举两个例子，第个是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飙升，违法现象（越权批地、非法占用耕地等）层出不穷，且违法主体很多是地方z.府或相关机构，其下属土地管理部门根本无力防范和惩处。2006年，中央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在国土资源部（现改为自然资源部）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现改为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并向地方派驻国家土地监督局（现改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这督察机制总体上遏制土地违法现象。但中央派驻地方督察局只有9个，在督察局所驻城市，对土地违法震慑和查处效果比其他城市更强，这种明显“驻地效应”折射出督察机制受当地信息制约之影响。(27)
第二个例子是水污染治理。与GDP数字相比，水污染指标要简单得多，收集信息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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