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标新立异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当局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苏维埃史诗般恢弘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就是打败纳粹,没有什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劝告,把《生活与命运》手稿交给《旗帜报》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他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次。[26]除《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危险。[27]当局叫他在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份留给谢苗·利普金保存,份留给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份手稿,全因他们坚持。[28]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正是目前所需要,说他要把自己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重视,这就很不般。[29]
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权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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