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宗教。在他写
《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
，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
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儒家思想。他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另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空虚和无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事，只不过是在获得精神上和谐之后，使基层人性附属于高层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个人若能凭理性上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朋友，他是个回答法；对最好朋友，他是另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两封信里，他吐露肺腑之言。封是给至交李常。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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