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朝廷和曾国藩在这
点上有高度共识。然而，他们对这“关键”
巨大变化。在开始，他也是和大清王朝普通官民样，是单纯彻底“爱国主义者”，认为对外当然应该强硬。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他认识到中国和列强在军事上巨大差距，特别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个水平面上。
他对彭玉麟分析说，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
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
能防御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52)
中国现在军队战争力不行，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没有抵御海上侵略能力。欧洲各国几十上百年来专意研究战争，并且致对付中国。们能在个口岸防范，却不能防范所有口岸。也许能侥幸在场战争中取胜，却无法常年与西方对抗。能够抵抗国，却无法与各国同时作战。今天为
发泄民族情绪打场仗固然不难，但是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贯主张“明强”，就是说，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选择。“故……办理此事，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53)所以他才定下“不开兵端”宗旨。
至于将三名中国*员撤职，以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诚信”外交观。关于曾国藩诚信外交观，们在前面洋务运动章已经有详细阐述。
正是基于诚信外交思路，曾国藩把处理教案核心，放到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上。
曾国藩深知，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之事，是此案之“关键”。曾国藩说：“总以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54)
如果果然如天津百姓所说，教堂雇人“迷拐”中国儿童，“挖眼剜心”用来做药，那
此案就是洋人理亏，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野蛮行径，他们也自然难以提出非理要求。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那显然是中方理亏，只能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处理罪犯。
朝廷对曾国藩这说法也十分赞成，慈禧太后批示说：“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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