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性品格上
不同。
李鸿章独当
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
这样矛盾。比如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64)李鸿章仍不为所动，不放黄翼升走。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面顶撞着曾国藩，面却又说什
“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马。李鸿章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更主要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目就是获得上海丰厚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65)然而李鸿章为发展自己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66)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难处。收到曾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要求。同治二年（1863）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情况下，仍在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67)感谢之词。
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这是李与沈、左最大不同。
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之高具体体现。
前面
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开花大炮”会攻天京。
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首功”。因此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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