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在他看来，“余杭章炳麟太炎，为学博涉多方，不名
家。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或又以经学称之，太炎论经学，仅谓六经皆史，说经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因此，“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
钱穆认为，章太炎
史学主要有“民族主义之史学”“平m;主义之史学”“文化主义之史学”三层意涵。而这三层意涵加在起，则是对于民族文化热爱。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史学既非简单延续清代汉学路数，又与晚清以来占主流地位史学思潮迥然有别。此外，钱穆指出，章太炎史学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特征，是缘于他史论与政论紧密相连，“论史亦每与世事相发，而论政俗尤深切”。而章太炎之于政治，并不仅从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方面展开思考，他尤为重视社会文化对政治影响，所以十分关注社会道德与民间风俗，期待学术不仅能传承文化，还能化民成俗。因此，他对于五朝学术与程朱理学都有不同于时流评价。可以说，钱穆对章太炎学术思想总结是颇为到位。
最后，评价章太炎，不能不涉及他长期论敌康有为。钱穆这样评价康章：
当其时，与为论敌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极恢奇，而太炎则守平实。故康欲上攀孔子为教主，称长素；而太炎所慕则在晚明遗老，有意乎亭林之为人，而号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则力呼g,m。康唱为变法，太炎又谆谆期循俗焉。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人而已矣。
很明显，对于章太炎与康有为，钱穆是偏向于章太炎，给予他比较高评价，称他为“近世人而已”。而对康有为则颇有指摘，这也与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不少篇幅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晚清今文经学相致。不过钱穆到
晚年，出于对中国近代史上反传统之风反感，认为章太炎实乃开启洪水闸门代表，遂对他进行新批评，声称章太炎“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对于章太炎学术代表作《国故论衡》，钱穆认为：“太炎此书，实即是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之新文化运动之意西化有不同而已。”而关于章太炎历史定位，钱穆说：“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这观点，与他在《余杭章氏学别记》中所言截然相反。
如果说钱穆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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