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有新
组织与动员形式，新政治与文化主张，它极不同于清末以来士绅、军阀与买办群体。青年学生是新政治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章太炎希望他们不要因求轻便而去利用已成势力，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主旨颇为契合。
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最引人瞩目焦点问题其实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其中，胡适作用固然很重要，但胡适能在北京大学立足，离不开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支持。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桐城派文人
度占据
文科主导位置，姚永概、马其昶、林纾等桐城派名士先后任教于此。1913年何燏时出任北大校长，开始整顿校内派系，林纾与姚永概二位桐城派大将因人事纠纷而离开北大。与此同时，北大预科学长胡仁源（后任校长）开始将章太炎门生引进北大，替代桐城派。朱希祖、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人陆续进入北大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书陶希圣就回忆：“民国初年北京文史学界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聘请刘师培、周作人进入北大，让与章太炎在清末颇有往来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使北大章门力量越发壮大。胡适初来北大，不但得到陈独秀赏识，并且很快与钱玄同建立联系。
胡适虽然长期自诩深得带有极强美国特色实用主义哲学之神髓，但在撰写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时，他却经常参考章太炎著作。在给友人许怡荪信里，他自言今世研究先秦诸子者，“其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并说虽然自己不完全照搬章太炎结论，但“适治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不久之后，胡适给许怡荪写信，让后者帮他在国内搜集章太炎著作供自己参考。收到许怡荪寄来书后，胡适又对他说，自己把章太炎论诸子学著作“细细圈读之”，虽然“颇费功夫，而所得不少”。回国之后，胡适将《先秦名学史》略作改动，更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少篇幅确实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论诸子学部分颇为相似。无怪乎钱穆晚年直言胡适此书“称述先秦诸子，大体因承章氏《国故论衡》之意，惟文言、白话有所不同而已”。在此背景下，胡适到北大后，很自然地主动与章太炎门生打成片。
置诸当时背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倡白话文，批判文言文，虽然对章太炎表彰魏晋文章也有冲击，但更主要针对对象是北大文科里桐城派。加之章太炎自己在清末也于《教育今语杂志》上发表过不少白话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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