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在这里，他对“文学”进行
番定义，扩大“文”
范围，即“凡云文者，包络切著于竹帛者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基于此，章太炎认为《文选》中“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论，以及清儒阮元对这观点阐释发挥，皆不足以洞察文学之本质。他致力于扩大文学范围，主要是为矫正在他看来已趋于浮华夸诞文风，让言之有物、条理清晰、质朴整饬典制之文与论说之文成为改善文风典范。他指出：“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淳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与此相反，文章“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以此为标准，章太炎认为魏晋时期文章风格值得借鉴，因为彼时之文“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反观唐宋时期文风，“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劭也”。当然，对于以表达情感为主诗，章太炎则有另外标准。他认为好诗能将作者真情实意表现出来，让人读后能够感同身受。如果没有情感基础，刻意寻章摘句，这样诗很难感人至深。因此，他强调：“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
蒙文通曾这样回忆晚清以降经学研究风气：“最风行时，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
教科书、新闻纸，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范围。两派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作为晚清大儒俞樾学生，章太炎对经学自然有极深研究。但他在这时期学术研究里，对于近代经学最为深远影响莫过于他重新定义何谓经书。在他看来：
“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按照这样解释，“经”本意并没有古人所强调那些神圣性甚至神秘性，而是与上古时期制作典籍物质条件有关。引申而生，就是经书在中国古代典籍里也没有不证自明权威性，而是与其他门类典籍样，能够被人们以平等眼光来审视与研究。当然，章太炎并未因此而无视经学对于中国文化重要意义。他认为孔子整理上古经书，使文化得以保存与传承，这点已足以让孔子不朽。作为六经之《春秋》之所以值得人们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