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贤良”与“土豪”竞争，前者必不及后者富于资财，“土豪”可通过金钱掀起巨大
影响力，让民众将选票投给自己。如此
来，“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腊齐民甚无谓也”。资本与权力结合，将对普通民众造成更大剥削，并在具备公开选举过程这表面上程序正义幌子下，进步剥夺民众表达自己政治与经济诉求机会，这也和中国政治传统中对豪强兼并谴责、对均富平等向往背道而驰。
此外，章太炎认为，如果以是否识字作为选举标准，在当时中国识字率并不高背景下，大多数不通书面表达方式民众将无缘选举，成为“无声大众”。因此他推测：“满洲z.府歆羡金钱，其计必以纳税为权度。”这判断，其实与近代西方m;主政治发展颇为相符。近代资本主义代议制出现，始于君主向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寻求金钱，后者于是向前者提出系列条件来保障自己权利。在这些讨价还价过程中，个人与团体对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职能范围与性质逐渐被确立。其中还涉及选民资格认定、选区划定标准、被选出来议员之身份究竟是地方利益代表还是国家利益维护者、如何避免代议制沦为新寡头统治等问题。而在近代中国欲行此政，必须对中国疆域广袤、人口众多、教育未能普及、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等现状有足够清醒认识。对此，章太炎指出，中国“地有肥饶，获有多寡，不容以法令切等画之耳”。具体言之，江浙带经济发达，而愈往西部，经济水平愈落后，因此富裕之地纳税繁多，其他地区则依经济水平之贫瘠而递减。如果制定整齐划符合选举标准纳税数额，将导致“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而无选权也”。而如果抬高纳税数额话，更会造成全国范围内只有少部分人有资格参加选举，民权云云，形同口号，甚至出现“代议本以伸民权也，而民权顾因之日蹙”景象。
章太炎其实并不反对实行m;主制度，而是着重考虑这样制度在实践中能否做到名实相符。他分析在当时中国社会与经济结构下，不同阶层人被选举为议员概率。假如凭借自上而下政令来推行选举，其结果“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选出来人很可能多为豪强富户。他更观察到：“夫贼民者，非专官吏，乡土秀髦，权力绝尤，则害于民滋甚。”这群体往往有自己特殊利益诉求，将会对普通大众福祉造成损害。在这里，章太炎已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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