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特点，并以此作为尺度，对清z.府
修律活动展开批评。他在文中指出：
季世士人，虚张法理，不属意旧律，以欧、美有法令，可因儴之也。虏廷设律例馆，亦汲汲欲改刑法，比迹西方。其意非为明罚饬法，以全民命，惩*宄，徒欲杜塞领事法权，则
切不问是非，惟效法泰西是急。法律者，因其俗而为之约定俗成，案始有是非之剂。故作法者当问是非，不当问利害，今以改律为外交之币，其律尚可说哉！虏廷暬御无足道，诸士人醟湎于西方法令者，非直不问是非，又不暇问利害，直以殉时诡遇，又愈在虏廷暬御下矣。
可以看到，章太炎强调制定法律关键在于“因其俗而为之约定俗成”，对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社会道德、风俗应予以充分重视，使法律条文能和广大民众生活习惯相吻合，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改革那些已经不适合时代风气社会弊端同时，不去人为破坏民间行之已久基本生活方式。这样法制建设，才能达到“是非之剂”效果。然恰恰相反，清廷猝尔效仿近代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照搬后者法律条文进行修律，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现实利害考量，而未仔细思考如何让新式法律与中国社会接榫，这样做很难达到创立良法目标。当然，这里所谓“约定俗成”，也并非仍旧贯，不事更张。
此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对中外资本力量在中国扩张十分警惕，担心在创办新政、发展工商业名目下，广大平民遭受新压榨与剥削。因此，在《五朝法律索隐》中，章太炎着重表彰五朝法律“抑富人”特征。他强调：“夫訾议法律者曰：法律所以拥护z.府与货殖民。余省汉土诸律，徒有拥护z.府者，未有拥护货殖民者。数朝所定，虽良楛殊，幸无拜金之辱。”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耕，经商之人位于四民之末，儒家伦理反复讲求义利之辨，历代法典大体皆以保护乡里基本秩序为职志，商业行为在某时期或许显得较为活跃，但总体上并不被国家权力赋予过高地位。在这样政治文化熏陶下，“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虽然近代中国需要发展工商业，提高生产力，可是不能因此而忽视这过程中普通民众生活状况。五朝法律固然不能照搬来当下，但其中透露出立法精神，却能成为审视法律改革、思考何谓良法历史参考。
进步而言，清z.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作为管理工商事务中央机构。随后商部颁布系列鼓励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法律，如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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