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之轨由中央至州县，而乡里（里甲）制度可视为其在乡村
延伸；二是乡村之轨，即士绅为首家族或社区共同体。双轨间维持
个松散关联结构，其互动既兼容又紧张，既能配合协作又能通过博弈调整，为不同利益间妥协以及容纳区域差异性提供灵活性。可以想象，双轨关联程度在不同时空点不尽相同。在费孝通笔下，只是在晚清、民国时代，当代国家建构下沉至基层，人事任命变化导致乡里制度与家族制本质性分离，更兼士绅大规模离弃乡村，双轨制度才陷入危机（参见李怀印2008）。
与此相关是，非正式制度也包括弱者使用自己武器对正式制度加以抵抗各种形式（斯科特2007[1985]）。这些抵抗形式不仅适用于当代社会，也应该适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不同（宋怡明2019[2017]）。这些非正式制度、日常运作和抗争行为难以记录在案，因此难以进入研究者视野。然而，离开这些非正式制度，
们也难以恰当地评估乡里制度实际运行状况。
而且，正式权力也不是成不变，任何权力都有“名与实”或曰“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这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可能集中于个行动者或机构，或分离于不同行动者/机构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乡里制度形式在某时期稳定不变，其具体角色仍依国家与社会关系松紧调节而变动不居，尤其体现在名与实间转变，即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在乡里与家族之间流动上。这些变动机制和条件为何？鲁西奇研究已经提供许多线索。其，乡里持有权力随国家政策而变动，例如在汲取资源之际以“实”为重，以便确保完成任务；在宽松政策下则以“名”为主，以图抑制地方权力。如此，同制度形式在不同时点上因名实不而扮演不同角色。其二，实质性权力可能随皇权与地方性利益间博弈而不断变化。当国家意志强大，专断权力重压而下，则非正式力量如家族势力受到抑制；当皇权衰落或统治不力，乡里制度随之不振，则家族共同体占有更大主动权。其三，导致乡里制度名实不另因素是乡里与地方共同体（宗族）之间利益兼容程度。若两者兼容，则乡里制度强；若两者不兼容，则非正式制度会削弱乡里权力，后者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或者士绅以乡里制度之名，行宗族权力之实。这种名与实转换可能是隐性，即在稳定乡里制度形式之下，实际权力随名与实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
回到长时段趋势和“统性与多样性”这主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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