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40年前每生产100元，富人拿35元，其他人拿65元，但如今变成
对半分，富人从国民收入这块蛋糕里多切走15%。与这个收入转移幅度相比，常被政客们说起
中美双边贸易“巨额”逆差，2018年只占美国GDP2%不到。
如果不看每年收入差距而看累积财富差距话，不平等就更加惊人。2015年，美国最富有10%人占有全部财富78%。(19)富人钱花不完，消费远低于收入，就产生大量储蓄。过去40年，美国国内最富有1%人过剩储蓄，与伯南克所谓由海外涌入美国全球过剩储蓄，体量相当。(20)理论上讲，这些富人储蓄可以借给国内，也可以借给国外。但事实上，美国国内资金并没有流出，反而有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因此富人储蓄必然是借给国内企业、z.府或居民。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几十年，美国国内企业投资不增反降，z.府每年赤字和借债也相对稳定，所以富人储蓄实际上就是借给其他居民（穷人），变成他们债务。
穷人借债主要是买房，因此富人余钱也就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流向房地产。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将近七成贷款是按揭或其他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大部分银行并没有把社会闲散资金导向实体企业，变成生产性投资，而是充当富人借钱给穷人买房中介。这种金融服务扩张，降低资金配置效率，加大风险。
这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现象，在
国也引发广泛关注。在2019年上海“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就强调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好“脱实向虚”问题，下大力气清理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资金。而且特别强调房地产金融化问题：“
些房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信贷资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进步降低，助长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实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债务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借来钱能用好，投资形成资产能增加未来收入，还债就不成问题。假如资金能被实体企业投资所吸纳，就不会流到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去推升资产泡沫。然而在过去40年间，主要发达国家投资占GDP平均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28%下跌到20%。(21)个原因是大公司把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制造业整体外迁。而制造业又是重资产和重投资行业，所以国内制造业占比下降就推动投资下降。同时，随着通信技术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需要运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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