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磨难,却不能让磨难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不少苦,但那样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高贵。他们外部身份可以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卑贱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是苦难中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火种。他们为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代又代。
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向些远年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很熟悉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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