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内心当中,唯像脆弱灯芯样维系光亮,只剩顽强道德。在曾国藩看来,在有限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实现自己完满,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基础上,靠道德完满来获取自己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问题。在曾国藩思想中,他越是觉得世界荒谬,也就越觉得道德真切。也许,在曾国藩生中,让他唯真正顺从,只有道德。虽然在自己深层次里,曾国藩也有过对于道德抗命,诅咒它们是束缚心灵锁链,但在更多时间里,他又为这种锁链感到自豪。作为个传统知识分子,曾国藩内心深处,是有那种巨大吸附力。这种吸附力,如集体无意识样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们恪守准则,也成为人们内心渴望。在所有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情况下,只有道德像粮食样,仍旧实实在在。
后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全部结果——其实,并没有什实质性变动,只不过,因为俄国人只索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精明李鸿章便乘机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算是多保四个人性命,其他,并没有什变动。但就是这种改动,赢得国人片喝彩。相比之下,曾国藩显得更难堪。曾国藩想想就觉得滑稽,他不由想起那个“朝三暮四”成语典故:个耍猴人养大群猴子,渐渐地,觉得粮食不够,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后你们口粮要作调整,早晨四个桃子,晚上三个桃子。猴子们大怒,纷纷把手边石头捡起来砸向耍猴人,然后,又以绝食相对抗。耍猴人灵机动,便很诚恳地对猴子们说,你们意见接受,现在,们把早晨桃子改为三个,晚上改为四个,你们看怎样?猴子欢声雷动,次尖锐矛盾冲突,就这样解决。
曾国藩不由苦笑:如果说那些民众们就是猴子话,那,自己又算是什呢?每个人都是耍猴人,同时,又是猴子。只不过,是以另外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简单吧,自欺,欺人,然后被人欺。这些,既是心甘情愿,也是无可奈何事。
1870年12月,到金陵后曾国藩给朝廷写封奏折。对于这次失败经历,曾国藩直耿耿于怀,在奏折中,曾国藩流露出明显酸楚,也深切地检讨自己。慈禧读着曾国藩折子,心里也如打翻五味瓶番。个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种病态呢,还是种美德?或者说,是种病态美德?而自己所做,是刻意地摧毁权威,还是有意无意地“借刀杀人”?这点,连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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