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筑关税壁垒，取得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
惊人成长；当时其他许多国家也有某种保护措施。
就连英国本身记录，都不尽光彩。19世纪大部分时期，英国鼓吹自由贸易，但17、18世纪时，它本身纺织业却是靠着差不多百分之百关税保护，排斥廉价印度纺织品进口；直到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生产国，英国才拆掉这些壁垒。即使在19世纪末自由贸易最盛期，英国印度帝国仍是自由贸易化外之地，多种工业产品市场，基本上只准英国人插足。随着英国工业渐渐不敌美国、德国竞争，这
形同最低保证市场，对英国愈来愈重要，而非愈来愈不重要（见2.9，3.7，7.6节）。
奇怪是，有个靠农产品、原物料输出挹注工业成长绝佳例子，来自
们未必料想得到地方——日本（见本章第7节）。日本天然资源贫乏，但在19世纪末期输出大量白银，丝织品输出甚至更多。趁着欧洲养蚕业发生病虫害，同时利用本国技术创新（基本上借由替蚕棚加温，诱使蚕提早在非农忙期吐丝，使种稻与养蚕两者较不冲突），日本农民攻占下大块世界市场，为日本提供
大量外汇；在这同时，他们所付高额租金，既为地主提供设立纺纱厂所需资本，也成为国家税收，为国家实行小规模实验性计划（大部分属重工业）提供资金。因此，们根据更晚近经验，认为日本（和韩国、中国台湾）农业，乃是靠工业强国金援所扶植起来、不符经济效益遗物，但事实上，在该世纪更早之前，情形正好相反。不管们如何评价1945年前“日本奇迹”，这个奇迹和往往被视为东亚发展典型1945年后模式看来大不相同。（它和战后模式不同之处，还在于1945年前日本经济里，与z.府关系最密切重工业部门，虽协助打造强大军力，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是最不成功部门。反倒是较未受到z.府呵护轻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成功。）
在其他许多例子里，们看到工业产品输出有更大幅增长，却未能替工业化奠下基础。本章第5节所探讨菲律宾，或许是极端例子，却定不是绝无仅有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英国领事罗尼（NicholasLoney）目标乃是摧毁菲律宾手工纺织业，让英国纺织品能打进该地市场；开辟甘蔗园基本上不在他最初构想之列。他开辟甘蔗园，起初大抵上是为运布来船不致空船而回。甘蔗园工人工资微薄，位居社会上层而人数不多地主，爱用欧洲货更甚于本地货。人数较多族群，码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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