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资料最终落入北魏控制,但这些资料必定有相当部分是不利于北魏历史叙述,可以设想这类记录也会遭到闭口甚至灭口对待。
崔浩并不是个书呆子,编写国史目是表彰北魏政权,他自然不会把明显令北魏统治者蒙羞史料引入国史写作。崔浩卷入修史,始于神䴥二年(429),受太武帝之命参与撰录,在邓渊旧稿基础上编为三十卷《国书》,“以成代之典”,总结太武帝灭赫连夏之前北魏全部历史。那时崔浩政治上地位不高,只是以个普通文人身份参与其事。到太平真君元年(440),太武帝已扫平诸多敌对政权,行将统北方,建立远超父祖功业,有必要把自己非凡成就写入历史,所以下诏命已高居宰辅之位崔浩“综理史务,述成此书”。虽然太武帝叮嘱崔浩“务从实录”,但这次“续成前纪”工作,主要就是歌颂神䴥以来十几年间太武帝辉煌武功,所谓实录、直笔,都是把这部分写好意思。崔浩负责全书“损益褒贬,折中润色”,就是给史稿在政治与文学两个方面进行把关。给崔浩惹下大祸,应该不是《国书》中有关太武帝这部分,而极可能出在十几年前编订那三十卷之内。在有关拓跋早期那部分历史中,以崔浩政治经验之丰富,他也不大可能直接引据敌对政权负面记录,记下那些令拓跋统治者蒙羞政治和军事事件。那,崔浩弥天大罪,应该出自他未曾在意,或以为早就被审查过关些内容,而那部分内容,乃是因袭邓渊《代记》旧文。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有章《〈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从史学史角度考察国史之狱与北魏史风污染问题。与此处议题相关者,田先生重要贡献是揭示出北魏早期历史传承,有个从鲜卑语歌唱史诗向汉语文字书写转变过程。他认为引起崔浩国史之狱,应该是早在崔浩第次参与修史之前就已经写定那部分,即邓渊在道武帝时期奉命所撰《代记》。《代记》主要记录道武帝开国及之前拓跋历史,史源依据主要是拓跋传唱史诗《代歌》(太武帝时定名为《真人代歌》)。据《魏书·乐志》,这种经过道武帝审订《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代表草原传统中官方历史叙述,邓渊修史,不仅要从中取材,而且要据为纲领。问题在于,从鲜卑语《代歌》到汉语《代记》,不只是个翻译过程,而且也有文化环境和价值判断转换问题。周良先生所说收继婚习俗,在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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