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辱骂沙皇
直接代表就是辱骂沙皇专制政权本身。特里尼茨基抓捕
这些人（他们大喊“自由万岁！”和“打倒z.府！”），在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关押两个月后，罪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北部雅库茨克省，“流放到不利于逃跑地区，生活在不太易受g,m宣传影响人当中”。其余人则被分散到托博尔斯克省偏远乡村中。这些惩罚是不需要进
步审判行政措施，因为这类审判“会给政治流放者提供抗议和抱怨其处境平台”33。
在与当局对抗时，政治流放者会刻意引起公众注意，即那些他们知道会同情他们困境（但并不总是同情他们事业）人。如果位*员坚持严格执行管理流放者和苦役犯法律，那
政治犯就会“在西伯利亚新闻界向他宣战”。迪卡列尔愤慨地说道：
仔细阅读《东方评论》或《西伯利亚公报》任何版面，就足以解某位*员对待流放者是否严厉。众所周知，大多数报纸记者……都是行政流放者。此外，报纸有广泛读者群，所以即使是高级地方*员也会顾及报纸上内容。
听到人们在说：“你在报纸上看过他们做某某事吗？”34
有时候，*员们会因流放者而害怕，担心罪犯逃跑对他们事业和工作影响。35
被判处服苦役g,m者集中在西伯利亚监狱稳定群体中，这些人更加难以管理。1880年，内政部规定所有在欧洲监狱服苦役政治犯应转移到西伯利亚。对于政治罪犯而言，苦役判决事实上已经成为在西伯利亚某座监狱监禁。大多数人被送到涅尔琴斯克，男人被送到下卡拉监狱，妇女则沿着卡拉河到达河口处乌斯季-卡拉监狱。卡拉作为苦役场所重要性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直在下降，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在东西伯利亚监禁国家罪犯方面处于中心位置。1882年初，东西伯利亚有430名政治流放者；因重罪被判处服苦役123人都关在卡拉。36地方当局努力地应付着那些积极与*员对抗罪犯，正如则报告反映：
除极少数例外，政治苦役犯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他们不仅不表示懊悔，相反，他们寻求切机会来表现自己优越性。结果，他们在与当局打交道时粗鲁又无礼；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得到任何东西，但总是再地坚持要让他们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没有满足，他们就宣布“抗议”。他们总是没有合理理由地违反监狱纪律，只是为表达他们对当局蔑视……即使连*员提出最基本指示也会引发不受约束不服从和混乱场面，当然，这些煽动者总是能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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