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
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
“不靠做官发财”
铮铮誓言。但是，做
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所以在曾国藩日记中发现条很有意思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十日段日记，他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46)，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他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个朋友发财，发几十两银子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他反省起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太下流，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什
程度。还有段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至于此！”(47)这是什意思呢？就是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分资都很周到，谁通知，都去，而且随钱都很多。为什这做呢？今天想明白，过几天祖父生日到，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生日收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个堂堂京官，个要发誓学做圣人人，居然打这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记载，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卑污、多贪财，只能说明清代财政制度是多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是清廉之员，鼓励是贪,,g。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是这样，做“副部级”高官，不主动伸手捞钱曾国藩收入仍然不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些公开灰色收入。咸丰初年（1851），曾国藩兼署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侍郎仍是介穷京官。
所以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曾国藩日记、账本上借银数量，逐年增长，在升任侍郎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
今年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
这时他外债已经千多两。做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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