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不可避免
主观性与科学研究可能性之间张力。不过，这种“调和式超越”是极不稳定。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面进
步恶化、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无法再作为“立法者”探索社会道德基础之后，新实证主义重新兴起
。<注："比如罗素、维特根斯坦所谓“逻辑实证主义”新哲学就为之奠定基础。当然，这种新实证主义并无19世纪实证主义对科学信心和对历史进步信仰，反而是退守。它极大限制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而非扩张之。">
这时期美国社会科学选择尤其值得详述，因其学术霸权时至今日仍形塑着全球社会科学典型样貌，并从狭隘美国地方经验和理想类型出发建构普遍主义概念和理论话语。与欧洲形成对照是，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初便从德国式社会科学转向以自然科学为发展模板，放弃处理特殊而变动历史性这任务。这新思想模型相信在表面历史过程之下，“现代社会更接近种类似自然过程。社会世界由针对自然激励个体反应所组成，而资本主义市场与现代城市社会也被认为是这种自然过程部分”(Ross1994，xiii)。这本质上是种非历史研究策略，在历史与科学张力中选择后者。旦和美国强烈个人主义式自由主义相结合，又会导向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对自然（社会）操控。换言之，美国社会科学转而试图把历史不确定性转换为可控自然过程。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模型愈益获得合法性，并借助对各种定量模型、系统论、功能主义和行为科学方法运用而获得极大发展。
根据罗斯《美国社会科学起源》书历史追摄，这种独特社会科学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美国内战前就开始发展、在世纪之交又经重新建构“美国例外论”。由于共和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和延续，西部大开发带来自由市场秩序不断扩展，以及美国在“战”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等特殊历史原因，美国普遍社会意识没有像欧洲那样，受到“战”所带来时间断裂与虚无之感深刻影响，而是继续，甚至加强历史作为连续变化观念，相信历史动力来自其内在未被发现规律，而非外在不可知因素——这种意识和狭义社会科学相互构成。同时，从美国内部具体情境来看，其特殊国情与民情将继续促进现代性发展，并可以避免贫困、阶级斗争和战争等欧洲现代性中负面结果。这思想基调促使社会科学家开辟出个独特领域，来研究历史之中或历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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